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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馬英九勝出後至今，媒體有許多檢討兩黨與台灣政治前景的聲音，也有一些在各報的投書文章，省視藍綠媒體在此次大選中的效應。近日兩篇出自資深媒體人的投書，都從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被要求要負責民進黨的敗選開始說起；一是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的〈談話節目偏頗，選民皆輸〉（中時，2008.4.1.），另一篇則是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以龔濟為筆名所寫的〈要政治退出媒體，不如媒體退出政治〉（聯合報，2008.4.4.）。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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